李德回苏联那天，主席在机场送行，为什么没有说感谢

1939年8月28日清晨，延安机场上停着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。这架飞机本来是送周恩来去苏联治胳膊的，周恩来骑马摔伤了右臂，拖了太久，必须去莫斯科做手术。中央临时决定，让李德搭这趟飞机回苏联述职。 消息来得极其突然。李德那天早上才接到张闻天派人送来的纸条，上面就一句话：“速来机场，你飞莫斯科。”他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不够，骑上马就往机场赶。他的中国妻子李丽莲追到机场，要求跟着一起去，可她没有苏联签证，当场晕倒在机场上。 机场上聚集了一百多人来送行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邓颖超都在。毛泽东跟李德握了手，说了一句：“一路平安。”然后就再没有别的话了。 李德心里是有期待的。他在中国待了整整七年，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来，到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，再到1935年遵义会议被撤职，最后到延安做了几年军事教员。他觉得自己好歹是“走完长征的唯一西方人”，毛泽东亲自来送行，至少应该对他的经历有所肯定。可从头到尾，毛泽东没有说一句感谢。 这件事让李德记了一辈子。 毛泽东为什么不说？这得从头讲起。 李德能坐上红军军事顾问这个位置，本身就是一连串阴差阳错的结果。他本名奥托·布劳恩，德国人，1900年生在慕尼黑。年轻时搞革命，被捕入狱，越狱后跑到苏联，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。1932年毕业，共产国际把他派到中国，最初的任务其实是送一笔钱给在上海的苏联情报小组，跟当军事顾问八竿子打不着。 到了上海之后，他遇上了博古。博古当时刚走上中央领导岗位，年纪轻，威望不够，看到李德这个带着“国际背景”的洋人，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。共产国际原本明确说过，李德只是一个“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”，要听中共中央的安排。但博古不管这些，把李德请到瑞金，对外包装成“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”。 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一个在苏联军校里学了几年理论、根本没在中国打过仗的德国人，突然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。他指挥的方式很简单：在地图上画线，限定时间让部队去打。他不考虑红军战士要走路、要吃饭、要睡觉，也不问走的是山路还是河道。 后果是灾难性的。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李德推行“堡垒对堡垒”的战术，让装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的红军去跟敌人拼消耗。广昌一役，红三军团伤亡五千人，彭德怀气得当面指着李德的鼻子骂了一句湖南话：“崽卖爷田心不疼！”意思是你这个败家子，把前人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业不当回事。 长征开始后，李德坚持“大搬家”式的转移，带着印刷机、X光机这些笨重设备上路，部队行动迟缓得像蜗牛。湘江战役，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。渡江的时候，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以下，团、营、连、排指挥员几乎伤亡殆尽。 那是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仗。而李德在湘江战役之后，没有检讨自己的指挥失误，反而把失败归咎于别人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，甚至要惩处那些拼死渡江的高级指挥员。红军官兵对他的不满，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顶点。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。毛泽东在会上点名批评李德，说的话很直白：“路是要用脚走的，不考虑战士要走路、要吃饭、也要睡觉，也不问走的是山路、平原还是河道，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，限定时间打，当然打不好。” 会议撤了李德的指挥权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中国红军的决策者，变成了一个“局外人”。 李德自己几次要求回苏联，但王明劝他别回去，说苏联正在搞肃反，回去可能被流放甚至枪杀。这话不是吓唬人，李德在《真理报》上经常看到自己认识的人被打成“人民的敌人”。 所以1939年8月共产国际来电要求他回去述职的时候，他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走的——既有被抛弃的感觉，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恐惧。 回到机场送行那一刻。 毛泽东来送他，是礼数。不管李德在中国犯了多大的错，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，公开场合的体面要给。但“一路平安”这四个字，已经是毛泽东能给的极限了。 感谢他什么？感谢他把中央苏区搞丢了？感谢他让红军在湘江边上死了五万多人？感谢他用“崽卖爷田不心疼”的方式，把无数战士的性命填进了错误的战术里？ 毛泽东不是一个小气的人。李德在长征途中做过的少数几件对的事，毛泽东是记得的。比如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，李德站出来反对，还跟李特动过手，拉住李特的马头不让他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带走。但这些事不足以抵消他在军事指挥上造成的巨大损失。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，李德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正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——摆脱对共产国际的盲从，走自己的路。 遵义会议的意义，就在于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和组织问题。李德是这条“错误路线”的活符号，毛泽东在他离开时保持沉默和克制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：我们不再需要外国人来指挥中国革命了。 李德回到苏联后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查。他做了检查，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，态度比在遵义会议时好了很多。最后的处理结果是：有错误，免予处分，但不再重用，分配去做出版工作。 后来他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，战后做翻译，19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