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1月1日，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温玉成奉命进京，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这个调动看似是一次职务升迁，真正的变化却发生在同年3月。 3月24日凌晨，温玉成在北京参加会议，走廊上遇到毛主席。毛主席夹着香烟，忽然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去？单枪匹马去？” 温玉成一时没有听明白，回答：“主席，我去哪里？” 毛主席这才说明，中央准备让他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。也就是说，温玉成进京并不只是协助总参谋部工作，还要负责京畿地区的军事警卫和部队指挥。 为什么是他？ 答案并不在一纸任命上，而在他几十年形成的履历里。温玉成不是单纯的机关型干部，他从基层部队走出来，经历过红军长征、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，既熟悉作战，也懂得组织和政治工作。对北京卫戍区而言，这样的干部尤其重要。 温玉成1915年出生于江西兴国。少年时期，他的家庭遭受变故，父亲在逃难途中因伤病去世。1929年红军进入兴国后，温玉成逐渐接触革命队伍，1930年参加红军。那时年纪尚轻，却因为读过几年书，办事灵活，很快在基层显露出组织能力。 1932年，温玉成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担任地方独立营和团级政治工作职务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他担任红军部队政治委员。长征开始后，他所在的红八军团因组建仓促、装备不足，行军和作战都十分困难，后来番号被撤销，人员编入其他部队。 真正考验他的，是西征时期的生死关头。红军进入河西走廊后，部队遭遇严重损失。温玉成负伤被俘，后来趁夜从土屋中凿洞逃出。伤腿未愈，又缺少粮食，他只能拄着身体一路躲避搜捕，靠乞讨和寻找村落渡过难关。 一个多月后，他终于在甘肃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部队。有人问他还能不能继续干，他只简单回答：“只要组织还要我，就能干。”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已难以完全考证，但他重新归队后立即投入工作，却是确凿的。 抗日战争中，温玉成展现出另一种能力。1941年日伪军对苏南、苏中地区发动“清乡”，沙洲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。温玉成奉命率部进入沙洲，任务不是守住一座城，而是在敌人据点密布的环境中重建地方组织，坚持敌后斗争。 一次行动中，他率一百六十余名指战员夜渡封锁线，刚刚休整便遭遇敌情。部队打退敌人后立即转移，却在大新新海坝一带被数百名日伪军截住。平原开阔，贸然突围极易暴露，温玉成决定就地组织防御，争取时间。 部队连续击退敌军多次冲锋，随后组成突击队撕开缺口。渡过横套河时，木桥已被破坏，河水正值汛期，敌人的机枪又从据点射来。许多战士在激流中失散，能够突围的干部和战士只剩下不到二十人。 这场战斗说明，温玉成并非只会服从命令。他能在通信中断、情况不明时独立判断，也能在部队损失惨重时维持建制。对一名高级指挥员来说，这种临机处置能力十分难得。 抗美援朝期间，这种能力得到更大范围的检验。1950年10月，温玉成率第四十军入朝作战。10月25日，第四十军先头部队在温井附近与南朝鲜军交火，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场战斗之一。 在初期作战中，第四十军连续向温井、龙头洞等地展开攻击，重创南朝鲜军，并同美军部队交战。第四次战役期间，温玉成指挥部队参加横城方向作战；第五次战役中，又承担穿插分割任务。战场上的连续行动，使他不仅熟悉大兵团作战，也积累了在复杂局势下统筹部队的经验。 1951年回国后，温玉成担任广州军区参谋长、副司令员，长期负责华南地区部队的训练、指挥和日常建设。十年时间，足以让他熟悉一个大军区的运行，也让中央看到他的另一面：稳重，能扛事，执行命令坚决。 1968年的北京，军事警卫工作不能只靠行政经验。北京卫戍区担负首都警卫、重要目标防护和部队调度等任务，司令员必须既有战场威望，又能与中央机关、总参谋部和驻京部队协调。温玉成的经历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。 因此，毛主席所说的“你一个人去”，并不是普通的寒暄，而是在提醒他：这次进京承担的责任，比副总参谋长本身更重。温玉成随后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，开始负责首都地区的军事事务。 他晚年居住在南京。1989年被查出肝癌晚期后，温玉成决定回南京度过最后时光。同年10月29日，他在南京逝世，享年74岁。临终前，他留下遗言：丧事从简，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。 特别
